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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掀起寻亲潮 “超级父亲”有46个孩子(图)

发布时间:2018-01-14

(从左到右)马伦和女儿莉拉、玛丽和女儿亚历山德拉、罗宾和辛迪以及儿子韦德

“48qah”尼德纳捐献的精子义工孕育出了9个孩子,这是他和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一起。

捐精孩子贾斯汀·森克(中)和另外4个捐精孩子在一起,他们5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美国加州精子银行供捐精者使用的采精室
美国精子捐献者后代掀起寻亲潮 “超级父亲”竟有46个孩子
精子银行催生新家庭模式 捐精者后代展开寻亲潮
自从于1964年建立第一家精子银行,美国目前在精子银行和其他精子捐献途径帮助下出生的孩子据说已有100万。在以前,这些婴儿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谁是他们的生理父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寻找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那些来自同一个匿名捐精者的后代。现在在精子银行的纪录以及互联网的帮助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正努力寻求那些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建立起谁都没有预想到的新家庭模式。
美国1964年就建立了第一家精子银行,目前不但拥有全球最大的精子银行,也是全球最大的精子出口国。多年来,在精子银行和其他精子捐献途径帮助下出生的美国孩子据说已有100万。人们此前从未预见也不可能预见这一群体的数量会如此之大,而这一家庭群体的数量还在迅速增加。据估计,美国一年有30000个母亲授孕所使用的精子来自精子银行,这意味着美国一年新生的捐精孩子就有30000个左右,他们正为社会伦理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在以前,这些婴儿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谁是他们的生理父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寻找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那些来自同一个匿名捐精者的后代。现在在精子银行的纪录以及互联网的帮助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正努力寻求那些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建立起谁都没有预想到的新家庭模式。
我们的父亲是“48qah”
韦德·安德森是最早找到自己同父异母血亲的一个捐精孩子,他能够出世,缘自4年前一个匿名捐精者的帮助,而他和他的妈妈罗宾·安德森至今仍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罗宾和她的女伴辛迪·布里斯克在一起厮混了15年后决定要一个孩子,于是她们来到圣迭戈的加利福尼亚精子银行,在翻遍了所有捐献者档案后,选择了编号为“48qah”的捐精者。支付了320美元(约合人民币2400元)费用后,她们得到两份“48qah”的精液。
至于选择捐精者的标准,罗宾·安德森坦言,对她而言,最重要的是爱心,捐精者要心地善良,但她自己可不知道如何找到这样一个人。罗宾和辛迪从捐精者档案中了解到,“48qah”是个医生,他自己描述说身高1.9米,体重70公斤,有一头褐色头发和一双绿色眼睛,喜欢照顾那些重病儿童。这些描述博得了辛迪的好感,她感觉这是一个内心敏感的人,于是决定选择他。
事实上,医学院的学生常常为了支付高昂的学费而捐献精液,他们是捐精者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消费者也特别青睐医生、律师或是正在攻读医学和法律专业的学生,对这几种人的精子需求量更高,精子银行为了吸引这类人群前来捐献精子,甚至对每份精子提供额外的金钱补偿。结果也证明,“48qah”原来是个很受欢迎的选择。
在2005年夏天的一个派对上,朋友介绍单亲妈妈马伦给罗宾认识,她说自己的女儿莉拉是人工授孕得来的,而授孕精子也是来自位于圣迭戈的加利福尼亚精子银行。这引起了当时也在一旁的辛迪的好奇,她告诉马伦自己和罗宾也去过这个地方,还问马伦是否记得所选捐精者的编号,并告诉她自己和罗宾选择的是“48qah”。
“她(马伦)非常镇静地回答,就是这个号,我们不就是……”罗宾还记得当时那令人吃惊的一幕。
这一刻,三个女人同时意识到,她们的两个孩子竟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妹。难以想象“这个女婴竟然与韦德有同一个父亲”,罗宾回忆当时的感觉。事实上,在两家人逐渐熟悉后,辛迪和罗宾已把韦德和莉拉看作亲兄妹一般,“他们拥有彼此,虽然他们不知道谁是捐精者,那个父亲”,罗宾解释说。
两个孩子家离得不远,只有10分钟车程。他们的母亲们经常通电话聊天,而且每隔几周就要聚一次,让孩子们在一起玩耍,而母亲们都把韦德和莉拉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对待。“我们爱母亲马伦,也爱还是婴儿的莉拉,我想我们有许多共通之处,就像一个相处融洽大家庭”,罗宾说。
不过,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事还是有些不一般,“我还在努力让自己适应这种情况,”辛迪说,“这不是人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传统家庭。譬如,我也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韦德和莉拉也没有父亲,但他们的情况又与我不同。”
越来越多孩子开始寻亲
听起来,人们似乎来到了“崭新世界”,这个“五口之家”的族谱该怎么编写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十年前,精子捐献仅仅用在解决不孕不育夫妻的生育难题,通常是保密的,孩子一辈子都蒙在鼓中。现在,求助精子银行的人中有一半是女同性恋伴侣和单身女性。
家中没有男性,保守秘密似乎也不再象以往那样苛刻,因此,这一代捐精者的孩子不乏自小就知道自己身世的,他们中许多人也象莱恩·克莱默一样主动从阴影中走出,开始寻找人生中那些最重要的答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莱恩·克莱默也是个捐精孩子,与妈妈温迪·克莱默居住在美国丹佛市。温迪和她的丈夫有不孕不育症,他们在精子银行的帮助下怀上了莱恩。不过,温迪和丈夫在莱恩一岁时离婚,莱恩长大些后开始不休止地追问妈妈谁是他的父亲。不耐其烦的温迪只得告诉莱恩,他是通过 精子银行的捐献精子得来的。因此,莱恩从小就知道他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但这不影响他想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以及是否有其他兄弟姐妹的欲望,这个念头使这个孩子完成了一项壮举——和妈妈温迪一同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捐精孩子寻亲网站。
捐精孩子对父亲的了解仅限于他在精子银行的档案编号,比如莱恩,他就只知道自己的父亲编号“1058”。这家于2000年创建的网站为捐精孩子寻找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甚至是生理父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通道,不但改变了许多象莱恩一样的捐精孩子的生活,也改变了美国人传统上对家庭的定义。
当问及找到这些血亲是否存在为何如此重要时,莱恩坦言:“只知道自己血缘关系的一半有点让人发狂,我自认为自己是个完整的人,但却无法回答那个人(父亲)来自哪里。”每次回答“父亲是谁”这个常见的问题时,莱恩都只能无奈的回答,“我是个捐精孩子,我不知道他是谁”。
事实上,温迪也有寻找到编号“1058”是谁的想法,这还得从莱恩说起。
莱恩算得上是个数学天才,上小学和中学时就连跳了数级,15岁时已经就读科罗拉多大学航空工程专业。能够培养出一个火箭科学家是许多美国妈妈的梦想,温迪有幸完成了这个梦想。不过,温迪经常说莱恩的天赋不是从她那里得来的,“我经常开玩笑说,是那份精子的作用。我只不过提出了申请,有人替我进行了严格的筛选。”
这也难怪,精子银行选择精子的标准十分严格。以美国最大的费尔法克斯精子银行为例,他们对捐精者设定的标准主要有:年龄必须在18岁到39岁之间;身高1.78米以下不受欢迎;至少受过大学教育;家族三代不能有任何基因遗传疾病和传染病。另外,每毫升精液中活动精子的数量不得低于2000万个,精子活力必须达到规定水平。所有献精申请者还将接受面试,考官将对所有申请者进行从容貌到气质再到个性的全面考察,整个过程淘汰率高达97%—98%。
温迪也希望找到这个为他的孩子提供了优秀基因的捐精者。她打电话到精子来源地加利福尼亚精子银行询问,但结果令她失望。这家精子银行是美国最大的精子银行之一,在其帮助下诞生的孩子已经有20万之多。虽然英国的法律规定允许捐精孩子寻找自己的生理父亲,但大多美国精子银行仍然对匿名捐献者的身份守口如瓶,他们对捐精者身份的保密有严格规定,因此不能把捐精者的身份透露给温迪。最后,温迪决定和莱恩一同创建捐精孩子寻亲网。
网站的火爆远在温迪和莱恩的意料之外,他们没想到和自己有着同样困惑的人竟然那么多。“通过捐献精子受孕的人、捐精孩子的父母、甚至捐精者本人也来光顾网站,他们留言说,‘我有权感到好奇,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决定’”,温迪说。自从网站开通以来,已经有7000多人在上面注册。通过精子银行的名字、捐精者编号,网站搜罗多方信息,为捐精者、他们的后代记忆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架了一个信息通道,迄今已经有1600人通过它找到了兄弟姐妹。
“48qah”的孩子还在增加
不少人工授孕出生的孩子有着十分庞大而复杂的家庭。不少捐精者都会在精子银行存上多个备份,结果就是,不少“父亲”事实上有着十几个孩子。温迪就披露,“捐精孩子寻亲网”就有一名捐精者是拥有20个孩子的“超级父亲”。
贾斯汀·森克、艾琳·鲍尔温和丽贝卡·鲍尔温,麦肯兹·吉布森和泰勒·吉布森分别在3个女人的肚子里孕育成人,但他们都是同一个捐精者——罗斯医疗中心的“捐献者66号”的后代。如果只看样子,根本无法认出他们所流的血液有一半是相同的。这些孩子“捐精孩子寻亲网”寻觅到了彼此的存在,然后相认。
当5个孩子第一次见面时,他们发现了彼此间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样白皙的肤色,金黄的头发,更重要的是,个性很像。丽贝卡说,“当我看到麦肯兹时,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她简直就是我11岁时的翻版。”
他们的dna有一半是相同的,而成长环境则有着差别,因此,分别由3个家庭养育大的孩子们也在好奇地思考比较着先天与后天的差异。通过接触,他们发现彼此个性的各个方面都互有相通之处。丽贝卡说,“我一直好奇我的个性是从哪儿来的,认识他们之后,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和我性格相似的地方。”
但孩子们都很想知道“捐献者66号”的真面目,就算是看看照片也好,也想问问为什么他愿意捐献精子“生”下这么多后代。但除非捐献者自身愿意透露更多私人信息,否则,孩子们对于“父亲”的了解就只能停留在那个捐献序号上。
只有极少数捐精者愿意脱下匿名的保护罩。因此,当罗宾·安德森和辛迪·布里斯克这对同性伴侣在网上发现儿子韦德的“父亲”留言表示愿意联系的时候,这对伴侣简直惊呆了。
那天晚上,罗宾就给精子捐献人发了邮件,“你是48qah吗,如果你是,我想跟你谈谈一个孩子的故事”。在这个神秘的“48qah”后面藏着的是这个名字:马太·尼德纳,一个生活在密歇根州的34岁的儿科医生。
尼德纳总共捐献了150到200份精子样本,每份样本获得50美元报酬。理论上来说,他至少有100多个孩子。事实上,售出了精子之后,精子银行并没有强制要求“母亲”在生下孩子之后必须告知精子银行,因此,尼德纳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孩子借由他捐献的精子被成功孕育出来。根据加利福尼亚精子银行的资料,尼德纳捐献的精子义工孕育出了9个孩子。其中,3个家庭都通过邮件与尼德纳保持着联系。
谈到愿意暴露身份的原因,尼德纳说,“如果我能帮到那些孩子,或者能给那些孩子解答疑问,我愿意试着去充当沟通信息隔阂的桥梁。”通过邮件,尼德纳和他的“孩子”的家庭联系,还交换照片。
当尼德纳还是个单身汉的时候,他就开始捐献精子,结婚后,他仍然继续捐献行为。尼德纳和妻子尼可在去年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孩子,是个女儿。难得是,尼可非常通情达理,对于丈夫尼德纳捐精后代家庭有联系的事情表示支持。
尼德纳表示,他并没有将这些由他捐献的精子孕育出来的后代看作他的孩子,也不认为自己是他们的父亲。他认为,捐献的精子只是一种工具或者说是一个必需的元素,这帮助那些希望拥有自己孩子的家庭圆了梦。尼德纳坚称,他无意为那些捐献精子所诞下的孩子担任起父亲的角色。
但是,他庞大的“后代”中,5岁的韦德和2岁的丽拉都是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中长大,也就是说,尼德纳想要置身事外,恐怕没那么容易。尼德纳谨慎地与捐精后代家庭保持着联系,在美国媒体的牵线下,罗宾和辛迪通过视频录像看到了尼德纳的模样,听到了他的声音。罗宾和辛迪给儿子韦德找到了两个“姐妹”——同为2岁的丽拉和亚历山德拉,在寻亲的过程中,她们发现儿子还有3个“兄弟”,由“48qah”精子孕育出来的大家庭,还在不断增加着人口。
“超级父亲”有46个孩子
早在20世纪50年代,人工受精就开始获得应用,但直到30年后才变得普遍。这20多年的时间,就是捐精后代这一新生代人长大成人的时期,随着他们逐渐成长,许多家长开始思考,孩子们是否应该知道“捐献人××号”后面的人是谁,是否应该去认识捐献精子给他们的“父亲”。
由于大部分捐精者都选择保持匿名的身份,英国通过立法要求捐精者都不得对自己的身份予以保密。美国等许多国家也开始考虑通过相似的法例,尤其美国最为迫切,美国现行的法例只是要求捐精者必须通过爱滋病检测。
事实上,精子捐献产业的不规范使得精子银行纷纷将同一个捐精者的样本售卖给无数的妇女。那就意味着无论是知情与否,捐精者拥有了无穷多的子女。目前“捐精孩子寻亲网”网站已知的最高记录是,有个男人通过捐精拥有了46个孩子,这个数字也仅仅是在网站上登记的人里统计出来的。最悲哀的时,庞大的兄弟姐妹数量使得这些孩子们失去了见到“父亲”的可能性。即使捐精者想要见见由他捐献的精子诞下的孩子,恐怕他也无法承受同时与40多个陌生人培养亲子关系的见面会。
由于种种原因,捐精者更倾向于藏在幕后,与捐精后代没有牵扯,即使有些捐精者愿意,也不太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在美国,家庭的概念已经变得更多元化了,单亲家庭的数量在上身,也有着越来越多的同性伴侣开始养育后代。温迪甚至公开谈到捐精后代时说,“那就像是把偷偷藏了很久的东西拿出来在太阳下晒的感觉,我们不想让孩子们觉得身为捐精后代是羞耻的。”
他捐出了2000份精子
世界上没有一个节日被定为匿名的捐精者与孩子见面的日子,但对杰弗里·哈里森而言,情人节就是这个特殊的日子。
2005年11月,哈里森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寻找捐精者的报道,标题是“你好,我是你的妹妹,我们的父亲是‘捐献者150号’”,哈里森被这个标题给吓到了,因为他就是“捐献者150号”。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哈里森每周捐2份精子样本,每个月获取400美元报酬,这样数来,哈里森捐了约2000多份精子样本。那时开始,哈里森开始犹豫是不是要与他的“孩子们”见见面。
加州精子银行素来奉行对捐精者及购买精子的人两方都保密的政策,对于哈里森再三要求帮助不予理睬。哈里森心里也很挣扎,他担心孩子们看到他窘迫的生活状况会失望。
作为精子银行里曾经最受欢迎的捐精者之一,哈里森在精子银行的记录很漂亮,身高1.83米,74公斤,金发蓝眼,兴趣是哲学、音乐与歌剧。但事实上,50岁的哈里森带着4条狗住在洛杉矶,以一部休闲车为家。哈里森过着贫困的生活,平时的爱好就是照顾狗,靠捐献精子维持生计,偶尔打打零工。
哈里森很想向他的孩子们倾诉他为何要过着一种如此颠覆传统的生活。哈里森想告诉孩子们,他们有着良好的家庭渊源,他们的祖父是一位受过常春藤学校高深教育的退休金融主管,他们的祖母曾是动物爱护协会的志愿主席。
2007年初,哈里森登陆了“捐精孩子寻亲网”,他在网页记录上发现,至少有4个少年是他的后代。他惴惴不安地想,天哪,到底还有多少个在等待着他呢?随着情人节日渐接近,哈里森终于下定决定撕破面具与这些孩子联系。
首先,哈里森给温迪发邮件,将自己的出生证明发送过去,以此确认自己的身份。温迪说,在“捐精孩子寻亲网”,已经有几十个捐精者与后代联系了,但是还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勇气与一大群陌生的后代见面。温迪感叹,“你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该如何给这个大家庭定性,我们对别的家庭成员意味着什么身份呢?”
第二天,丹尼尔和乔艾伦就主动联络哈里森。数年来,她们无数次想象着和生理父亲见面的时刻,当那一刻来临,虽然比她们的想象要平凡,但她们却并不失望。17岁的丹尼尔在见面前3天就和哈里森煲了好几个小时的电话粥。
哈里森随后又见了第三个女儿莱恩。哈里森还有一些后代居住在科罗拉多,佛罗里达,纽约以及宾夕法尼亚,比较哈里森发送过去的照片,他们很惊奇地发现,他们有着有着跟生父一摸一样的前额,他们也都很喜欢动物。
我不希望有50个孩子
麦克·鲁比诺是另一个愿意主动站出来公布自己捐精身份的编号的捐精者。这位今年47岁的艺术家,说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孩子。“我可能有10个孩子,或者更多,50个孩子。对此我没有概念,不过,目前我确信我有7个孩子,他们来自6个家庭,居住在包括纽约和夏威夷在内的6个州里。”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5年时间里,麦克每周都要捐精一次或两次,这意味着他至少为精子银行贡献了250分精子样本。在开始捐精行为前,麦克和妻子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治疗不孕不育症上,希望能让妻子怀上孩子,但是问题不在麦克身上,最后弄清楚是他的妻子患有不孕症。此后,麦克开始定期捐精,一方面希望借此帮助那些像他们一样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妻,另一方面也能换些钱财贴补家用。
每去捐出一份精子样本,麦克都禁不住感叹,可能有一个孩子因此而来到这个世上。在签订捐精合同时,麦克就已经明确地告诉精子银行,在与这些孩子联系的问题上持开放态度,只要他们年满18周岁。麦克如今依然持有这一态度,想象着那些十几岁的少年有一天会出现在家门前,说:“嘿,老爸,要去喝杯咖啡吗?”
麦克离婚几年后,有一天忽然发现了“捐精孩子寻亲网”,通过这个网站,捐精者的后代可能寻找到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甚至是他们的生理父亲。一个曾接受受精手术的妈妈雷切尔在网站列出了她的两个孩子的名字,阿伦和雷阿,当时一个已经6岁,另一个3岁。“天哪,他们是我的孩子!雷切尔注册的精子编号正是我的捐精编号”,麦克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麦克拨通了雷切尔在网上留下的电话,他们谈了几个小时。雷切尔问麦克,“让他们叫你爸爸妥当吗?你是不是更愿意他们叫你捐精者?”其实,麦克觉得叫爸爸没什么不好,“当雷切尔带着他们到马萨诸塞见我时,他们开口叫的就是爸爸”。
目前,麦克与他的四个孩子保持着联系。在南加州的儿子知道麦克是他的父亲,但他更愿意直接称呼他的名字。最近,麦克见到了普雷斯——在夏威夷的女儿,她从未问过什么尴尬的问题,只管麦克叫爸爸。
麦克一直以为,99%购买捐献精子的人是不孕不育夫妻,因此孩子一定有父亲。但是没想到的是,美国有这么多单亲妈妈,麦克目前找到他的孩子竟然都没有爸爸,也没有祖父或者舅父,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一个男性。
许多男人结婚生子,养育孩子一年或者稍长的时间后离婚了,然后离开。不过,他们仍然是这些孩子的父亲,即便有另外一个男人加入这个家庭取代他们的位置。麦克认为,不管血缘上的生理父亲是个游手好闲的人,还是令人憎恶的人,他依然是爸爸,“现在,我是个捐精父亲,或者缺位父亲,但对这些孩子而言,我是他们唯一知道的父亲,尽管我从没有与他们一起生活过,没有在他们放学后接过他们回家,或者帮助他们完成家庭作业。”
对麦克而言,孩子们的妈妈是陌生人;但对她们而言,麦克并非完全陌生。她们选择了麦克。诚然,对她们而言,麦克只是捐精者档案中描述的一段文字或者一段录音,不过,这足以帮助她们在心中形成一个形象。她们抚养孩子,而且深爱着孩子,因此捐精者也成为这种强烈感情中的一部分。虽然如此,捐精者与孩子的母亲之间也仍然存在一种微妙的竞争关系。
麦克的名字都已公布到了“捐精孩子寻亲网”上,妈妈们和他都需要认真考虑该如何对待那些孩子,因为随时都可能有新的孩子出现认麦克这个生理父亲。不过,主动站出来认孩子不代表麦克希望有50个孩子,因为他根本负担不起去探望他们每一个家庭的机票钱,即便探望每个人只需要一周,他也不会有那么多时间。
问题是,在得知有这几个孩子后,麦克的人生忽然变得更有意义和目标了,他不能只通过电话与他们交谈,却不想着看看他们的模样,他同时也想让他们知道父亲的模样。但以他现在的状况,每年只能探望一个或两个孩子,因此拥有的孩子越多,能最快再见到他们的时间将越长,事情的复杂将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谈及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感觉,麦克说:“我错过了在圣诞节的早晨叫他们起床,错过了看着他们打开自己的圣诞礼物,如果我够幸运,说不定还能见到一个相信圣诞老人存在的孩子。我想,终有一天会有一些幸运的家伙加入他们的生活,与他们的妈妈组建家庭,我可能会逐渐淡出他们的生活。那时,我会想念他们,但我最关心的还是他们的幸福,有一个新的父亲加入对他们的生活是件好事,我会为此感到高兴。如果我的孩子来和我一起生活,我绝对感到高兴,如果他们离开,我想我也依然ok。”
捐精后代的大量存在是社会变化和科技发展的结果,但新生的这一代人也潜伏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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